但是，只要我们明白六诗六义说在汉代出现及其发生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后设的诠释。

即便存在，刘歆本人也深知子夏作《大序》说不能令人信服。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

事实上《淮南子》《列女传》以兴说《诗》正是指向譬喻的特征。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周礼》（《周官》）本身的接受与影响状况直接影响六诗说的接受与影响。《经典释文·序录》：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最后孔颖达再按照自己的理解用归谬的方式论证，赋、比、兴是手法，应用于风、雅、颂诸体中，如果将赋、比、兴抽离出来独立成体，则诗篇就会支离破碎，风、雅、颂便不能成篇。

郑注《周礼·天官·司裘》大丧，廞裘云：廞，兴也，若《诗》之兴，谓象似而作之。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子夏是孔子晚年弟子，由春秋进入战国，当时中国正在发生世俗化的千年历史巨变，子夏身在其中而浑然不知，所以他的德音亡国之音论，并没有真正回答魏文侯的问题，也不可能成功引导战国君子去喜欢德音，放弃亡国之音。吴天明：《孟子师徒表字失传的原因——兼考孟子五十五章语录的具体记录者》，《长江学术》2022年第3期，第15—23页。孔子的乐教理论并非他所独有，而是春秋战国之交许多君子的共同见解。其二，教育对象为祭司酋长的子嗣。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古代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周人并不知有一个世界，故周当时与天下含义相同【19】。《左传》【25】等传世春秋文献，对各级贵族各用什么官方音乐作品记载很多，总的要求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治国君子各自采用适合自己身份的乐教作品，交好各自地盘的神灵，治理各自的土地人民，教育各自的部下和子弟。

如果成篇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却不强调乐教的君臣父子等级，那就很难理解了。38均为五帝夏商周先王之乐。王先生考据严谨，本文姑从王说。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

孔子乐教的工具论，与《舜典》《大司乐》所代表的九代乐教工具论均有所不同，九代乐教工具论均不强调君子的身份等级，并非九代不要求恪守等级，而是因为当时僭越礼制者很少见，所以无须特别强调。从舜帝的命令可以推知，夔拿来教育祭司酋长子嗣的官方音乐作品，应如同舞阳巫师酋长，也把民间俗乐排除在外，不可能采用那些农耕打猎、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音乐诗歌作品。战国至今，春秋君子的乐教理论与音乐实践脱节的现象则更加明显。春秋战国君子大多认为，新乐不利于培养端正持中的治国君子。

51孔子师徒的传世语录，有宗教语录和世俗语录，战国君子居然没有任何人引用他们任何一句宗教语录，这说明，战国君子对宗教政治已经毫无兴趣。3九代指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后九代指春秋战国至今，春秋时代在时间上有重叠。

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孔子设帐全部采用官方国学教材，只是不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知识而已，可知《大司乐》本为周代官方周乐理论教材。

《孟子》记载直到战国中期孟子师徒还曾亲眼见过古代青铜乐器，有禹之声文王之声，而且禹之声因为年代实在太久远，连钟纽都快磨损断了。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周末由于西北地震，大江大河出现堰塞湖，堰塞湖垮掉以后又冲击了西北大量国土，加上西北突然转冷，冰雪线南移，游牧民族南侵，朝廷应对失据，终于导致西周灭亡。50根据孟子及其大部分帐下弟子表字失传这一历史事实，即可证明，战国儒家早已气若游丝。于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种现象，郑声在春秋时代晚期总受治国君子的批评讥讽，而在战国时代却受到治国君子的普遍欢迎，只有少数坚持九代乐教思想传统的理论家才对郑声不以为然。国家安宁，人民富足，君子亦可从中合理获取衣食之需，这就是乐教的终极目标，与书教、礼教、诗教目标完全一致。

古代乐师均为盲人，盲人具有生理补偿效应，故听力超乎常人，乐感特别强。故姑从王先生说，将《大司乐》视为周代官方的乐经文献。

 摘要：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其三，后九代经师学者引经据典，反复解释包括孔子郑声淫说在内的经典，成为职业习惯而浑然不知。

43周天子时列国交往频繁，使者不绝于道，故列国诸侯均有公馆安顿使者，甚至卿大夫也有馆驿，孔子周游列国时就经常借住在卿大夫的馆驿里。舜帝刚刚嗣位，即娴熟地任命乐官、交代乐教诗教任务，说明乐教诗教工作在五帝时代早已展开，已经成为治国常道之一，舜帝不过是效法先帝而已，所以舜帝任命乐官的举动和对乐教诗教熏陶培养治国君子任务的交代，都应视作五帝时代的通例。

孔子之后，后九代音乐理论(而非仅仅是乐教理论)并无多少创新，传世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什么经典的音乐理论，不过，结合后九代的音乐实践，其主要理论无非是，乐教治国与音乐愉情并重，官方音乐与民间俗乐交融，叙事抒情风格多样，完全排斥宗教元素【54】等。吴天明：《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志——以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东岳论丛》2023年第1期，第129—142页。除上引文献的证据以外，还有三个典型的案例：一，郑国乐师慧承认郑声淫。《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评价《豳风》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杜注：乐而不淫，言有节也。

古人酋长名与氏族名不分，故黄帝时代长达两千年。大汉之后历代经学家注释经典，仍然都在证成孔说。

其一，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不同。后世所谓人格养成教育，最早的理论源头就在这里。

其相(盲人助手，牵引盲人者)曰：‘朝也。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周公《周礼》传世仅16个字而已，余皆亡佚。

5战国至今宗教只是民间信仰，不再能参与国家治理。(《阳货篇》)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篇》)根据孔子自己的论述，可知其乐教理论主要有工具论风格论两论。九代官方重视乐教实践。其四，民间俗乐的创造活动更加活跃，并逐步被官方音乐所吸收，民乐官乐开始互相融合，音乐固有的愉悦身心的重要功能逐步被后世官方认可。

宗庙，天子保留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超过此数则要毁庙，但春秋时代超过此数者很多。《大司乐》是周代官方的乐教理论教材，是周天子历代乐官的乐教理论总结，后被孔子采用，从《大司乐》并未强调君臣父子的情况来看，也许该篇最终成篇于西周时代或者春秋早中期。

春秋战国文献一般称西周三百年为周，大汉至今则一般称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为周。而周公制礼作乐，旨在治民，故周公作乐治民的活动方为中国乐教之起源[5]63-81。

其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之经部均记载，包括《乐》【52】在内的六艺一直是汉朝至清朝最重要的治国经典之一，一直是国学最重要的教材之一，而国学是培养治国人才的地方，天子国学、诸侯郡县乡学的毕业生，大都正在或将要当官治国。如周代有君子重孙不重子的礼俗，就是因为远古父系时代早期儿子出嫁儿媳，孙子随儿媳姓，孙子再出嫁外孙女，回归祖父家，成为归孙子。